辽东地区长白山和鸭绿江一带森林茂密，盛产人参明末清初之际人参采集业成了女真“赖以为生者”，是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女真人采集人参并不是自己消费，而是通过马市、互市当作商品出售，或者作为方物向明朝进贡。据明档记载，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镇北二关交易中，人参一项即达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明万历三十七至三十八年（~年）暂停辽东（今丹东、营口）马市，两年之内女真人参不能出售，因此改进了制作方法（红参）便于保存，待机发售，竟得厚利。
康熙十六年（年），以保护圣祖发祥地为名，将汪清门（今辽宁新宾境内），英格门（今辽宁省清源县境内）至长白山山巅全部封禁（集安在封禁范围内）尽管《大清会典·工部》记述了许多私自采参细则。狂砍滥刨之风并没有有效控制。采参一年甚于一年，人参灭绝，势在必然。采参业每况愈下，乾隆二十五年印参票张，实发张；咸丰二年印参票张，实发张。由于数量有限，采挖不易。清末期间野参采集业已经接近尾声，由于对人参采取了歇山封禁政策，诱发了长白山人参种植业的发展。吉林参务档案称，嘉庆十五年三月奏“籽种参枝，委无其事，至移秧栽秧一节，风闻该刨夫等，有于本山内存住窝棚前，用原土培养之事，奴才当即取具并无籽种”“奴才伏思参枝瑞草一经人力栽培，必致性味浅薄，不可不严行搜禁。”
宋代的徐兢于宣和中随使高丽撰《高丽图经》：“人参生熟二等，生者色百体虚，药用味全，然经夏署易蠹之。若经汤釜熟者，耐久贮之。”宋宣和（~）年间，距今余年。
集安边条参加工源于野山参的加工，早在17世纪60年代（年）康熙元年之前就已经问世。营口出口石柱参，其包装箱上注有2：5：1：6标记，乃集安边条参的代号，此可证明出口石柱参中，确有集安边条参。
《宁古塔纪略》载：“凡掘参者，一日所得晚即蒸，次日晒于日中，干后有大小红白不同，非地产之异，故土人贵红贱白。”《柳边纪略》记录当年人参加工方法：“先以水渍参，明人佯不欲市，边人恐朽败急售，多不得价，太祖乃命煮而售之。煮参始此。近又以煮则味薄改而为蒸矣。”这里的“边人”当指集安等边境地区，太祖即清太祖努尔哈赤，说明在努尔哈赤时期，辽东集安一带已经掌握了红参的加工方法。
年土改时，没收了敌伪汉奸参业资本归国家所有，在花甸子建立了“辑安县公营园参制造厂”。集安人参加工业已经形成规模，加工品种有红参类、生晒参类、糖参、礼品参等。集安边条红参、生晒参、大力参质优价素为市场抢手货。集安糖参以加工红参、生晒参的剩余原料参。集安边条红参为大包装，每包至克不等，集安人研制人参加工技术于年获得成功，开国内加工“礼品红参小包装”之先河。“礼品红参小包装”加工方法十分考究，分选、修、称、蒸、压、烤、装等七道工序，环环相扣，要求甚严，稍有差错，不成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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