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为何成了一个问题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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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夏，包括夏代存在与否、年代与范围、标志性遗存等。项目结果公布之后，中外知识界与大众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热度类似。最近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出版，又为夏问题的讨论添了几分热度，网络上下都在发表对夏问题的看法。同在考古学界内，我并非治商周考古之学的专家，没有资格参与专门的学术讨论。我所能做的是考察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context）以及有关夏问题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以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清”。孙庆伟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图片来自网络考古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知识生产，由此，它必定涉及两种背景关联：一种是外部的，一种是内部的。前者主要指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和相关科学进展的关联，后者主要是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互动。还记得多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刘莉教授给我发来一份电子邮件，针对某些西方学者的指控，她想调查中国学者是否认为自己是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从事考古学研究。对这个指控我很惊讶，按我的理解，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殖民主义的话，哪里来的民族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单方面指控中国考古学者的民族主义，而不去反思自身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有失公允的。将肯定夏的存在就视为民族主义的“愚妄”，那么否定夏的所谓“科学态度”难道就不是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吗？我在学校教授考古学史课程，相对熟悉考古学的渊源。回顾考古学史的发展历程，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就是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汤姆森提出的“三代论”。其背景正是拿破仑入侵丹麦，同为近代考古学先驱、汤姆森的同侪詹斯·沃尔塞在他一八四三年出版的《丹麦原始古物》一书开篇就写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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